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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时，男犯都已从院子里走掉，同他们搭话的女人也都离开窗口，来到玛丝洛娃跟前。第一个走过来的是带着女孩的暴眼睛私酒贩子。

    “怎么判得这样重啊？”她一边问，一边挨着玛丝洛娃坐下来，手里继续迅速地编着袜子。

    “因为没有钱才判得那么重。要是有钱，请上一个有本事的讼师，包管就没有事了，”柯拉勃列娃说。“那个家伙……他叫什么呀……蓬头散发的，大鼻子……嘿，我的太太，要是能把他请来，他就会把你从水里捞起来，让你身上不沾一滴水。”

    “哼，怎么请得起，”俏娘们龇着牙冷笑了一声，挨着她们坐下，“没有一千卢布你就甭请得动他。”

    “看样子，你生来就是这样的命，”因犯纵火罪而坐牢的老太婆插嘴说。“我的命也真苦，人家把我的儿媳妇抢走了，还把儿子关到牢里喂虱子，连我这么一把年纪的人都被关进来了，”她又讲起她那讲过成百遍的身世来。“看样子，坐牢也罢，要饭也罢，你就甭想躲开它。不是要饭，就是坐牢。”

    “他们都是一路货，”贩私酒的女人说，她仔细察看女孩的头，就放下手里的袜子，把女孩拉过来夹在两腿中间，手指灵活地在她的头上找虱子。“他们问我：‘你为什么贩卖私酒？’请问，叫我拿什么来养活孩子呢？”她一面说，一面熟练地做她做惯的活儿。

    私酒贩子的这番话使玛丝洛娃想起了酒。

    “最好弄点酒来喝喝，”她对柯拉勃列娃说，用衬衫袖子擦擦眼泪，只偶尔抽搭一声。

    “要喝吗？行，拿钱来，”柯拉勃列娃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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